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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繪女舞俑
一對,各高48公分
北魏
編號:h100一對,各高48公分
北魏
編號:h100

  魏晉時期,由於戰爭頻繁,政治混亂,社會處於長期不安定的狀態;加之各朝當政者皆一再申令嚴禁厚葬,遂連帶地使明器(含陶俑)的製作大受影響,此從這時期的墓葬考古所見,如中原地區大型墓葬幾乎沒有發現;而一般中、小型墓葬之墓室構造及各類隨葬品均甚簡陋,可為明證。南北朝時期(公元420至589年),南北雙方社會、政局漸趨穩定,厚葬之風及陶俑製作又漸萌生,惟仍受南北地域之喪葬禮儀及陶瓷技術發展等因素影響;其中以俑群的造形表現和藝術風格所反映的差異性最為明顯。
  以南朝而言,由於江蘇、浙江、江西、兩湖及福建等地,瓷器燒造技術進步,青瓷流行,窯場的作坊匠人多用轆轤輪製,或用手工雕塑各種器型,作為官方及民間各界所需求的隨葬物;相形之下,陶俑塑製及模製在這些地區就較不發達,數量也較少,類別可分男、女侍俑、文士俑、武士俑及儀杖俑,並僅出土於上層世族大家的中型墓葬及王室的幾個大型墓葬中。
  以北朝而論,陶俑質精量多,在佛教石窟造像雕塑的影響下,北朝陶工匠師在陶俑的繪塑技法上亦得提高;題材及類別上也趨於多樣化,並表現出時代特色與地域特徵。其各期墓葬出土的陶俑組合型態日趨固定,大致上可分為四組基本內容:第一組是鎮墓俑,包括兩個鎮墓獸和兩個形體高大的按盾甲冑武士狀的鎮墓俑。第二組是出行儀杖,以牛車和鞍馬為中心,包括甲騎重裝武士、輕騎武士、騎馬的鼓吹樂隊、步行的屬吏和儀杖隊等,以及負物的驢、駱駝。第三組是男、女侍僕及樂舞俑。第四組是庖廚用具模型,如井、碓、灶,和跪坐執炊的女僕俑及執箕和持盆俑。根據其造型特點,可分為北魏前期、北魏後期,和北朝晚期三個階段。
  北魏前期陶俑保留著濃厚的地域和民族特色,典型的作品是1975年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俑群,造型稚拙,人像僅具大輪廓,缺乏細部刻畫。著甲冑的鎮墓俑面目猙獰,但頭大體矮,比例失當。侍僕、舞樂均作鮮卑裝束,除傳統的鞍馬和牛車外,還出現了牽駝人和雙峰駱駝的形象,反映出草原遊牧狩獵生活的特徵。
  北魏後期,陶俑的造型風格有了較大的變化,一般塑製精細,比例勻稱,人物也多為「秀骨清像」式,體態修長,衣冠多漢式,明顯地受到南朝雕像削瘦面容和畫風的影響。典型的代表是建義元年(公元528年)葬於洛陽的皇室常山王元邵墓出土的俑群。其中,一對蹲坐昂首的鎮墓獸突出猙獰可畏的外貌;身著鎧甲的武士怒目按盾,深具威猛的氣勢;兩者融合在一起,呈現出威嚴、恐怖而神秘的氣氛,以期達到除邪驅祟的目的。出行儀杖以甲騎重裝武士和騎馬鼓吹樂隊為前導,大批戴籠冠或小冠的侍吏和持盾的步卒,簇擁著裝飾華麗的牛車和鞍馬,隨行的還有馱滿物品的驢和駱駝;重現了墓主人生前出行時的奢華情景。
  北朝晚期,由於東西分裂,因此陶俑造型亦有些差異。東魏與北齊的陶俑造型直接承繼著北魏洛陽地區的傳統,製工精細,面相、體態由削瘦修長轉向意肥圓潤,同時俑群的數量日趨膨脹,如河北磁縣城南發掘的東魏武定八年(公元550年)茹茹公主閭氏墓中,出土陶俑多達一千零六十四件。西魏、北周的俑群發現比較少,以寧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(公元569年)李賢墓的俑群最有代表性,造型較粗獷,面容渾圓,從中可看到隋代造像渾圓豐頤的淵源所在。
  民國十七年,河南洛陽某墓室出土的這對彩繪女舞俑屬北魏後期。女舞俑係俑頭和身軀分別模製後,再插合為一體,然後再加以修整而成;灰色胎土,表面塗化妝土,再施彩繪。二女之髮式同為束髮,均綰髻於頂;面相娟秀,體態修長,寬袖長及腰下,雙手半舉,上臂平肩,內蓄緊身長裙曳地,裙腳微露翹口履,益顯身材高挑婀娜,作翩然起舞狀。此對舞俑頭身手足比例合度,姿態捕捉恰到好處,堪稱洗練簡捷之至。此類女舞俑再配合樂人的伴奏,在主人、賓客的宴會上表演娛人性質的舞蹈,反映了當時胡、漢人樂舞百戲的生活內容及精神趨向,是研究古代社會文化及藝術的寶貴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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